国有民营:合作浮出水面

“国有民营的合作从不可言说到浮出水面,之间究竟有哪些合作模式?出版社改制之后,机制越来越灵活,和民营公司在合作模式上有无可能出现创新或者是新的变化?随着民营书商的日渐壮大,未来的双方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?”

从过去不被认可,到现在逐渐被认可,民营越来越成为中国出版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一个来自民营书商的数据称,大众出版领域,我们手头拿到的畅销书,约90%以上都是来自民营出版。此一数据无可调查证明,但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,出版社与民营在中国整个出版市场中是一种互补的关系,并不矛盾。国有民营的合作从不可言说到浮出水面,之间究竟有哪些合作模式?出版社改制之后,机制越来越灵活,和民营公司在合作模式上有无可能出现创新或者是新的变化?随着民营书商的日渐壮大,未来的双方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?竞争,竞合,还是双赢?在近日举办的北京大学第七届文化产业论坛的分论坛——出版产业发展战略与路径选择上,此一话题也成为民营大腕们热议的话题。

民营:三种模式打天下

2008年,销售码洋2个亿,到2009年底统计,这个数字已经将近3亿,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高成长率在整个书业也是不多见的。其执行总裁王笑东还是明确表示,“在合作中,出版社肯定是主打地位”。

北京龙之媒广告文化书店做了5年,但是,龙之媒董事长徐智明做出版策划已经10多年了。龙之媒一直专注广告图书的策划销售,目前和中信出版社有一个战略合作。“我策划的所有选题都由中信来出版,我们投资到出胶片之前,然后中信来做印刷和所有发行,中信发货之后,跟我们来做分成。我们的合作还是很顺畅的。”徐智明的体会是,龙之媒的规模比较小,作为比较小的民营策划公司,就不需要做全部的流程。

内容方面的合作,会不会给出版社造成主营业务上的影响?比如,现在的舆论普遍担心,出版社自己的内容运作能力会下降甚至丧失,但在徐智明看来,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。“我们公司比较小,出版的选题比较专,就是广告方向。广告是一个特别小的行业,一般的出版社也难以搞懂,所以,我们跟中信社的合作是优势互补。”徐智明介绍,他们的出版规模比较小,难以建立起发行渠道,如果再跟小社合作的话,那这种合作渠道是不通畅的。所以,龙之媒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,就特别想选择发行渠道通畅、势力比较大的出版社,这样,从资金到渠道都没有问题。“我需要出版社的资金和渠道,出版社把我当作它的一个专业的策划编辑,大家在合作上还是比较顺畅的。”

正在为上市做冲刺准备的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,为了上市过程中无政策阻碍,则只做发行。董事长朱大平介绍,到现在为止,时代华语从来不做策划,版权拿到手以后就转让给出版社,再采购出版社的书。“在时代华语,我们没有生产这一说。”

具体合作模式则有两种,对于一些“只有策划能力,但没有发行能力”的小型出版社,其基本模式为“我们的选题,你出”,而这批出版社是时代华语的战略合作重点。第二种则是,“你出的书,我有权发”,“不管什么形式出版的书,我全都要”。这种合作模式针对的是第二类出版社,即大型出版社,专业型出版社。“当前中国的出版社的发行方向基本上都是单一的,作家出版社非常典型,教育出版社也非常典型,比如人大社、北大社、北师大社、清华社。这种重大型的出版社,它拥有太多资源,而且它的选题会源源不断涌过来。”朱大平说。

湖南人朱大平一向语出惊人,此间,他的一个判断也不例外:“中小型出版社根本没有必要搞发行部。比如,我们时代华语真正能够把一本图书做到县,每一本书发订单的时候,必须要跟县级新华书店、县级民营点和邮政三个渠道打招呼。只有有了人,你才能干发行,几个人根本不可能干。”

综合以上,民营和出版社的合作模式,王笑东归纳了三种。其一,就是龙之媒模式,当然,后面有一些营销工作也是由策划者负责的。由于这种合作模式完全符合现在的法规,也是出版社很欢迎的。当然这种合作模式的选择对象必须要求是有实力的出版社,包括发行、营销各方面都做得比较规范。其二,把版权卖了,出版社把复制发行权全部转让给民营,这也是现行的出版法律法规允许的,也是规范的,这种民营公司通常以发行公司的形象出现,实现双方的双赢。其三,也是新华先锋与出版社的合作模式,“基本上是这样,新华书店系统我们不发,由出版社来发。因为新华系统不仅开户折扣高,而且认可度、回款周期等各方面比较好,比民营受欢迎。除了新华系统之外,其他所有的系统,包括民营渠道、网站、机场、农家书屋等等这些系统都由我们来做,在这个过程中,我觉得双方的利益比较平均,出版社既保留了出版策划能力和发行能力,民营机构也同时有自己的出版策划能力和发行能力”。王笑东认为,这也是一种双赢的模式。

出版社:从“主权出让”到“共存多赢”

前几年,一个偶然的机会,作家出版社选择跟民营机构搭手合作,而这种选择,“绝大多数动机出自于无奈”。作家出版社副社长扈文建介绍,那时候,作家社两个强势作者要“红杏出墙”,遇到这个问题,他们没有办法,只好痛下决心,选择洽谈合作。

“之前,可能大把的中小出版社靠贴牌子——就是所谓的卖号,在其他产业来讲就叫贴牌——生存,作家出版社在选择这个行为的时候,我们内心背负了很大的压力,我们自己感觉那么良好的出版社,拥有这么多资源的出版社,怎么可能选择合作?我们觉得是主权出让了。”然而,现在回头来看,扈文建的感受是,“这一步走的,可能过了,但没有错”。

纵观整个国内的出版天下,“从目前事实来看,不是国有的天下,应该是多种所有制共存的一个天下”,所以,扈文建认为,合作应该是多赢、双赢的合作。从十多年前的那一步开始,作家社把合作口子适度放开,选择跟一些强有力的公司搭手合作的时候,他们跟对方谈的第一条,就是不一定要多少的利润,但是不能亏本。“这是合作的前提。所以我们在合作方面,没有收过书号费,我们合作的所有业绩反映在当时的排行榜上。”扈文建说。

现在,整个出版界处于转企改制阶段,扈文建坦承,这是一种焦灼的状态,而这种焦灼究竟是什么,不仅外界不清楚,作为当事人的出版人其实也不是很清楚。所以,在展望未来时,很难说在未来构架中、在与民营合作方面有哪些接口。“构想一下未来双方的关系,首先出版社要是大出版社,一定是市场的占有率来取决于它的大与小,只有大了,别人才愿意跟你合作。而我们出版社寻求合作的民营书商,第一必须有实力,因为在北京,文化公司几千家,你的规模不够,我不能帮你做加法,这个合作一定是双方做加法。”所以,扈文建的构想是,合作一定是大找大,强的找强。

无论如何,国有出版社对民营书商的“爱恨交加”的情绪很难说清。民营书商的崛起,其中部分是有“原罪”的。他们的无孔不入的灰色的手腕,管理方面的严苛,逃避税收方面的灵活,都是国有出版社所不能为的;当然,话还可以这样说,他们从市场风浪中摔打出的对市场的敏锐嗅觉,高效的执行力,约束激励机制的灵活,生产各环节的成本的控制,是国有出版社所不能及的。双方的合作,或是互补的合作,国有出版社需要的,不仅仅是一个选题,或是发行的合作,更多的是,领军人物的延揽,机制的交融学习。

记者 桂琳